第479章旅美生物学家王侃：亲历转基因30年

　

模仿不見得不好，只是台灣社會畢竟與日本社會有本質上的差異，也就是「是否有共同意識」的差異，這一點足以影響「地方創生」政策的成敗。

賴中強表示，馬政府時期寬鬆的中資來台規範，反映了「兩岸經濟一體化」、「從經濟整合走向政治統一」的國家思維。政府不該繼續迴避責任，應積極應對過去6年來的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變化與法規實務漏洞，並限縮中資來台投資，建立有效審查規範。

人力整合則是有透過親中政黨、地方村里長、公廟或社群網路，針對特定社群發表分化言論。學者：資訊戰、貿易戰和香港局勢，防範中資不能再拖延 長時間關注中國對台「資訊戰」的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指出，加強防範中資滲透，就是減少中國資訊作戰工具的必要手段。馬英九政府時期根據2009年第三次「江陳會談」中，由台灣海基會與中國海協會在南京發表的《陸資赴台投資事宜共識》，訂立的《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業別項目」，再加上經濟部就《投資許可辦法》第3條中，「陸資『具有控制能力』之第三地投資」的「控制力定義」作出解釋。他主張蔡政府必須加速檢討「投資業別項目」中敏感的開放投資項目，並由「投資許可辦法」、「設立分公司辦法」加強限制企業併購與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範。陳柏惟指出，《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6年未修正（上次修正是2015年）、在台灣開放的中資業別的中資來台投資項目更是9年未修正（上次新增開放業別是2012年），但現在局勢又跟當年已經不同，總統大選和罷韓投票，也都反映出人民對「親中政治人物」的不信任，現在是否應該調整緊縮對中資的限制，希望執政當局能審慎評估。

2014年318運動與2016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的結果，已經呈現出台灣人民對傾中經濟路線的不滿，當前蔡政府除了積極推動內需產業及新南向政策，還要能從制度面上擺脫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其中一個必要的環節就是檢討馬政府時期中資來台政策與法規。在中國人大啟動「港版國安法」立法程序之後，美國政府已認定香港現狀為「一國一制」，取消技術出口管制等政策豁免與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所得到的優惠待遇。根據傳播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在現場的統計調查，在短短一個月間，連登和Telegram的重要性急遽攀升，有六成受訪者頗多或經常從Telegram獲取運動的訊息，近八成從連登獲取運動的訊息。

當運動「去中心化」，人們得以參與運動決策時，自然凝聚「不割蓆」的集體意識，從而將之對於本土的利益和認同，具體付諸於運動之中。另一方面，Telegram則透過通訊的特質，扮演「四肢」的角色，將想法化作實際行動。因應時局、社運模式不斷改變的情況下，我們又該如何想像、規劃一場社會運動？ 筆者認為社運不存在既有公式，社會運動的樣貌往往是在參與者決定怎麼做、政府如何回應之間一步步成型。在以網路為基礎的空間裡，人們得以超越物理空間限制，產生共感並參與運動。

也一同反送中運動，透過網路媒體所帶來的積極效果，一連串反政府的大規模示威抗議遊行及爭取民主活動，得以展開進而迅速擴散全國。政治訴求在連登和Telegram上發酵 連登類似台灣的Dcard，為論壇性質，其具有熱門榜和投票機制

另一方面，Telegram則透過通訊的特質，扮演「四肢」的角色，將想法化作實際行動。當政治參與逐漸成為個人的、眾多個體的責任，社會運動的力量便不僅止於某一組織或單一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有別於網路個人主義的Facebook和Instagram，屬於網路集體主義的連登和Telegram便成為有效且有用的工具，為運動提供即時的支持的管道並且方便人們進行各式分工。在連登上，人們討論議題、決定運動的方向，有著「大腦」指揮發號的效果。

第二，由於「大台」的部分功能被削弱、並無鮮明的「大台」足以與反送中運動聯結，甚至代表整個運動，因而降低社會運動的失敗成本，較不會出現因一環失敗引發骨牌效應，最終失去社會運動的局面。兩者雖以網路媒介進行運動的動員與組織，但各自卻擁有不同的號召媒介和行動模式，最終的運動成果也不盡相同。故每一個運動是否透過網路媒介、相同的運動手段其實並非重點，我們更應該注重的是在運動中網路媒介扮演如何的角色、發揮多少積極的作用，能否為社會運動開展出更大的可能性，使人們對社會運動有更為樂觀、積極的評估。不過直至今日，反送中運動持續進行中，香港未來還可能面對許多未知的挑戰。

如何開展對未來社會運動的想像？ 網路媒體不只是社會運動的手段，在反送中運動中，網路媒體所架構的「虛擬生態圈」成為運動的主體，影響人員的組成及運動的組織。是故網路建構出屬於社會運動的「虛擬生態圈」，以達到動員的效果。

例如在茉莉花革命，運動者首先透過Facebook及Twitter等社群網站及網際網路的快速傳播，將消息快速遠播。文：蔡芷琦 自香港政府宣布修訂《逃犯條例》至今，已有近1年半的時間。

因應時局、社運模式不斷改變的情況下，我們又該如何想像、規劃一場社會運動？ 筆者認為社運不存在既有公式，社會運動的樣貌往往是在參與者決定怎麼做、政府如何回應之間一步步成型。在以網路為基礎的空間裡，人們得以超越物理空間限制，產生共感並參與運動。在這段期間，反送中運動「無大台」組織，運用社群媒體如Telegram和連登等，長時間延續運動的熱度與動能。除此之外，Telegram也可設立頻道以更新即時資訊、在群組內舉辦投票等等功能。不論是6年前的雨傘運動，還是至今仍持續進行的反送中運動，確定的是網路媒體的革新確實影響著社會運動，且有利有弊。社會運動會不斷遭受各種因素之影響。

透過給予正負評以及「推post」，使用者可以讓貼文維持在熱門前列，讓更多人看見和討論。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網路媒體於社會運動是好是壞？ 在運動中，以網路媒體進行組織、決策，看似彈性靈活、民主，但其實不然。

再者，在一個社會運動中，依舊需要大型組織的參與協助，例如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根據傳播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在現場的統計調查，在短短一個月間，連登和Telegram的重要性急遽攀升，有六成受訪者頗多或經常從Telegram獲取運動的訊息，近八成從連登獲取運動的訊息。

Telegram則類似LINE，為通訊軟體。也一同反送中運動，透過網路媒體所帶來的積極效果，一連串反政府的大規模示威抗議遊行及爭取民主活動，得以展開進而迅速擴散全國。

網路媒體產生的動員效果與組織生態 連登和Telegram雖媒體性質不同，但同樣作為網路媒體，具有高互動、高參與、低門檻的特性。政治訴求在連登和Telegram上發酵 連登類似台灣的Dcard，為論壇性質，其具有熱門榜和投票機制。同時，「虛擬生態圈」作為香港人的第二運動場域，動員結構以首次參與且相互不熟識的運動者為主。當網路媒介被運用於社會運動中時，這些特性便容易複製到動員過程並影響組織結構。

就利處而言，第一，反送中運動以高互動、高參與的網路媒體作為參與基礎，使得個人的政治參與變得簡單。用戶可以在不披露電話、只利用自訂帳號名稱的情況下，進行溝通、互相交換加密與自毀訊息。

此時，社會運動者則須借鏡傳統模式，不排除以既存組織作為運動發起與籌劃的基礎，並在網路增加動員能力的同時縝密組織。因網路的使用降低潛在支持者進入運動的門檻，如何統合歧異性更大的參與者將成為一個問題。

縱然兩者之間並無直接且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但論壇與通訊軟體在運動中的互補性及連動效應仍清晰可見。就弊處而言，第一，非中心化的傾向，增加了運動組織者跟當權者進行策略性博奕的難度。

當運動「去中心化」，人們得以參與運動決策時，自然凝聚「不割蓆」的集體意識，從而將之對於本土的利益和認同，具體付諸於運動之中。運動內部有直接民主的實踐，整體呈現水平組織、直接民主。到了運動後期，因應局勢的變動和其他不確定因素，抗爭行動模式變得更加多樣化，則需要平台來整理龐大雜亂的資訊關於罹患精神疾病，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若能夠配合醫囑、穩定就醫與接受治療，症狀多數能夠穩定控制，患者也能維持不錯的生活功能。

」──思瑀 可惜的是，多數狀況的就醫時間與資源有限，對家人與病友的衛教都較為缺乏，社會的刻板印象更是可怕。」這很有可能來自對精神疾病的錯誤認知，或其他污名化的影響。

「對疾病的偏誤思考常使患者心理困擾加重。至今，我的近視度數仍跟當年一樣，沒有增加。

《心理誌》很榮幸可以邀請到躁鬱症作家思瑀與臨床心理師黃敏怡，以聯合撰文的方式，就此議題彼此交流。」──黃敏怡 思瑀於精神科初次就醫經驗讓我想到小學二年級時，學校視力檢查發現我有兩百度的近視，老師建議爸媽帶我至眼科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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